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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个孩子是过于幸运，还是过于不幸？
2006年4月21日晚，在广州打工的山西籍青年许霆，到广州市商业银行黄埔大道上的某ATM取款机上取款，其账面余额仅有170多元，但本想取款100元的他却惊奇地发现，取款机吐出了1000元，其账面仅扣除1元，许霆于是利用银行系统出错之机，分171次取走17.5万元，并叫来朋友郭安山取款1.8万元，二人各携所取款项潜逃。事后，郭安山投案自首，并全额退还所取款项，获刑一年。许霆逃亡一年后被警方抓获，17.5万元因投资失败一无所剩，日前以盗窃罪被广州市中院一审判处无期徒刑。
如此跌宕，可谓塞翁失马。作为普通人来说，平常就是有盗窃金融机构的动机，只怕也还可望而不可即，就在这一夜，ATM机却将这样的机会生生地送到了一个梦想财富的人面前。唾手可得的方式，并非像好莱坞大片中刻意“偷天换日”那样渺不可及，但同时却也把“盗窃金融机构”这样的罪名送到了许霆身上。
这样的事情似乎与平常人们所感知的盗窃罪恶感扯不到一起来——许霆知道这钱不是自己的，但不管是谁的，都不是偷的。得与不得，我们并不能奢求每一个人都如雷锋那般行事。因为这一闪念的错误，却要付出一生自由的代价，则人们不能不设想：如果ATM取款机不出错，许霆绝不会有犯下盗窃罪的可能。他的父亲许彩亮“我会教唆别人的孩子犯事，每天故意在路上放钱，孩子捡到第一天或许会交给大人，可我就不相信他天天捡钱后不花一次，他花了后我还要给他扔，看那孩子以后会不会走上犯罪道路”之逻辑追问，也许激愤，但取款机出现的错误并不应全部归于许霆的盗窃罪名之下，此中错误惟一的区别，只是取款机是机器，而许霆是人。
在这取款机背后，是一个机构，这个金融机构并未为自己的错误承担责任，如果许霆有罪，这个机构犯下的错误就是诱民于罪。事发之后，银行本有足够时间追回款项，只是因为周末而错过；逃亡之中，许霆亦曾主动联系银行，但银行的“卢科长”却告诉他，那17.5万元不论还不还，他都要坐牢。同时许父亦证实：“银行和派出所的人也来过，但他们丝毫没提还钱的事，只一味让我劝儿子自首。”并声称，他们是“还钱无门”。银行并不特别在乎这17.5万元的损失，而特别在意以公权力来“杀一儆百”，弥补其管理上的漏洞。金融机构如此托大，正凭恃于其服务受到特别的保护，但在这保护之下，又怎可视公民人身自由权利的代价轻如鸿毛？换言之，银行没有能力管理好机器，提供万无一失的服务，却将注意放在了使享受服务的公民付出相当代价的能力之上。
法律不承认如果，但在许霆使用真实身份、使用自己的工资卡、公开在ATM取款机上取钱，能否视为以“秘密窃取”为特征的“盗窃金融机构”时，于银行的财产损失与公民的人身自由权利两相比较，法律保护公民人身自由权利的取向肯定要重于保护银行的财产权利，如果能用民事途径解决，那么为什么要以刑事干预来解决？
人身自由的权利高于财产的权利，更何况银行对这一损失也应担负一定的管理责任。许霆所犯的错误，并不是辛普森式的“一生重罪”，也并不刻意构成对社会正义的“可憎挑衅”。古罗马老头狄摩西尼说，每一种法律都是一种发现，法律能否于许霆案中发现早已存在的适当，正是我们此刻的期待。2005年牵动美国朝野的女植物人泰丽·夏沃生死案中，泰丽死后翌日，《纽约时报》发表文章称：泰丽案将重新塑造美国法律。许霆案将如何塑造中国法律，我们拭目以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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